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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沒有“更嚴厲的新政” 或可能是更好的新政

  “新國十條”出來後,一直有聲音呼籲再出台“更嚴厲的新政”。 有人說,若不讓大開發商破產,房地產調控是沒有用的。筆者倒認為,如此浮躁的心態,其實大可不必,從某種意義上說,有時沒有“更嚴厲的新政”反而是更好的新政。現在,“新國十條”畢竟滿月未久,住房保障工作目標責任書也還剛剛在簽訂。在一係列重大政策剛剛進入執行期的時候,首先需要的應是上下一致的政策推進,然後才有可能實事求是地結合各地的具體情況將該落實的政策措施落到實處。此時即使有什麽不足,也當冷靜下來看一看再說。如果急於推出有別於現新政的新新政,哪怕是“更嚴厲的新政”,都意味著對此前所明確之政策的否定,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未來的政策預期,一旦引出了溫總理所說的“疊加的負麵影響”, 那可就是大問題了。

  現在的問題主要並不是政策不到位,而是中央一再重申的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經濟的指導方針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了浮躁思潮的責難和挑戰。

  房地產市場有沒有泡沫?有。房地產市場有沒有問題?有。但是,為了擠壓經濟泡沫而一味打壓樓市,有沒有考慮過樓市的“崩盤”會對整體經濟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麵作用呢?

  房價問題的實質,在於房價的過高過快上漲,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形成的購買能力。這裏的問題有兩個方麵,房價與收入分配,而收入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貧富懸殊是問題的主要方麵。可是,現在談論起房價來,卻總是隻講房價過快上漲的一麵,而絕口不談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一麵。在筆者看來,這也正是房價問題的解決總是不免“按下葫蘆浮起瓢”、“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的症結所在。一線市場樓價過高過快上漲是一個問題,是不是就該株連全國的房地產市場,尤其是需要不需要全國具有改善住房需求的老百姓一起為房地產投資或投機者陪綁,則是另一個問題。動不動就讓平民百姓為炒房者埋單,為一刀切的政策調控埋單,未免有失偏頗。那種抓不到點子的所謂調控新政,除了增加老百姓的買房成本之外,不會有別的好處。

  政府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同時,切實保障老百姓最基本的住房需求。在此基礎上,政府出讓土地收入的專款專用,其中一部分可以用來滿足保障房建設和補貼低收入人群改善住房的消費需求,本是題中應有之義。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是“土地財政”不幸成為裝扮地方政府政績和滋生腐敗的土壤,經濟適用房也遠離了保障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功能而成為特權階層人士的福利分房。這就說明,隱藏在房地產市場背後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腐敗所能說明得了的,本質上其實依然是收入分配體製不公平的反映,隻不過這種反映以另一種形式被異化為房產所有權而表現出來而已。

  當房地產稅被賦予了打擊樓市腐敗的功能時,受到社會公眾的關注和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再正常不過。實現國內收入分配體製公平化,是經濟體製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也是改革的難點所在。客觀地講,無論是物業稅還是保有稅,其作用至多不過是迫使這一重大的體製性問題盡早被正視並進入解決的軌道而已,並不能完全代替問題本身的解決。房地產稅作為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抓手,也是同樣的道理。發揮稅收對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住房需求的正常調節作用,應按照合法的法律程序完善房地產稅收政策,建立穩定的常規體製,怎麽能任由各地各部門一時一變,一地一變,一事一變呢?

  銀行貸款也是這樣,一方麵要“去杠杆化”,另一方麵也該遵循其自身的市場原則。政府的事情是不讓銀行成為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發生器,而銀行的事情則是當心房地產問題金融化。

  商品房和保障房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商品房的問題當然不宜照搬適用於保障房的政策門檻,解決商品房的問題也代替不了滿足住房保障需求。商品房的功能也可分為滿足改善住房的需求和滿足投資保值的需求兩個不同的層次,而對不同層次的問題,當有不同的解決方法,不適合用簡單的行政調控代替市場的自我調節。再說,商品房問題既是民生問題,也負有“城市化”的曆史使命,同國計民生“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從長遠來看,通過一以貫之的“區別對待,有保有壓”,引導房地產市場進入正常的市場化運作軌道,遠比為了短期調控行為階段性目標的所謂“更嚴厲的新政”,更有實際意義。